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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学知利行境界。

与此同时，朱熹的道统地位也得到不断巩固，众多儒家学者都把朱熹作为道统传人。《语孟精义》有益学者。

他对张栻施加影响，使张栻弃其专门固滞之病，归于正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34页。作为各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观点已出现颇多差异。从张栻信中可以看到，他觉得很有必要会见讲论，这种想法已经在心中盘桓数年之久。当时学者还建构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儒家之道的传承谱系，将朱熹、张栻、吕祖谦一起纳入其中。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在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过程中朱熹与张栻之间平等交流、相互影响、双方观点各有保留的事实，不能因此将朱熹最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所呈现的形象植入对发生在其早期的朱张会讲的叙述之中。(64)在他看来，认为朱张会讲定论于朱熹。《御纂周易述义》提要云：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禨祥。

分别类属与排序先后，在《总目》的学术批评系统中，往往代表的是四库馆臣对某一类著作价值的判断。(《总目》，第5页)此处只是做事实的判断，未涉及价值的判断。在《总目》的纂修过程中，清高宗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之符验，而突出于北宋之初。

(二)对古文易学的评价 田何易学在汉宣帝以后受到京、焦禨祥之学的冲击，此后失去了在今文易学中的主流地位。惠栋《周易述》以今文《易》虞翻之学为主，兼采古文经派的郑玄、荀爽等人的易学见解，还杂采《易纬·乾凿度》《抱朴子》《龙虎经》等著作。

整体而言，《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就易类提要而言，就有学者总结道：《总目·经部·易类》的易学观接近于朴学《易》，有扬汉抑宋的倾向。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抟，其源流与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四库馆臣对惠栋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在钩稽史料方面的贡献，认为栋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

所谓折中，就是以朱熹《周易本义》为主，以程颐《易传》折中，不足之处再折中以历代易说，所以其书的基本学术倾向不脱程朱易学的藩篱。其足以发挥精义、垂询后人者，汉人之主象，宋人之主理、主事三派焉而已。⑥这说明费氏《易》的文字比今文《易》更为准确。可以看出，四库馆臣认为《易》图是有宋代易学家对《周易》进行推衍的结果，是准《易》而生的，这对主张《周易》是由图而作者来说，是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③ 就易学而言，除了义理、考据之别外，还有义理与象数的差异。

《御纂周易述义》提要云：于取象则多从古义。费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西汉中期，《汉书·儒林传》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

但是，出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需求，四库馆臣对引用历史事件解读《周易》的著作的评价，与其他经书略有不同。京、焦杂以阴阳灾异，陈、邵杂以河图、洛书，皆非作《易》之本旨，乃所谓《易》外别传耳。综而言之，《总目》对《周易》的基本看法，是《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陈元、郑众皆精于古文经学，对古文《易》有传承之功，但未能发扬光大。综上所述，对于《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其实《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推崇太卜之遗法，对汉代易学的田何之学、费直之学，对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等，都是基本肯定的。陈应润《周易爻变义蕴》在学术史上是最早毅然破陈抟之学者，其书大旨谓义理玄妙之谈，堕于老庄、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皆非《易》之本旨。

(12)详参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对太卜之遗法的评价 《总目》易类小序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易》则寓于卜筮。

自好异者推阐性命，钩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于圣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辕而北辙，转不若光作是书，切实近理，为有益于学者矣。编纂《四库全书》之前，汉《易》文献辑佚较有成就的是惠栋和余萧客。

尤其是郑玄《易注》，以古文《易》为主，兼采今古文《易》说，在象数之学、义理之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果说《阅微草堂笔记》是小说家言，不足为训，纪昀在给他人著作作序时，所展现出的易学观，与《总目》也高度一致。

此处似乎对邵雍、程颐也是等量齐观，采取了较为折衷的态度。其实还有传自费直的古文经学《易》，古文《易》的文字和解经方法都与田何易派有所差异。(《总目》，第35页)这种学术立场，正是四库馆臣编纂《总目》时所遵循的。易类提要居于《总目》全书之首，各篇提要之间的易学观念颇为一贯，鲜有前后抵牾之辞。

各家的学术风格差异很大，而四库馆臣较为关注的，是儒学《易》和史学《易》，故下文主要讨论这两个支脉。正如《御纂周易述义》提要所说：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禨祥。

而对儒学《易》、史学《易》等义理之学的著作，四库馆臣基本上是予以肯定的。术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

这一学说先秦时期已经略有端绪⑧，发展到西汉，始彰于孟喜，大显于焦赣、京房，深化于《易纬》，发皇于马融、荀爽、郑玄诸人，达其极致于虞翻⑨。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

那么，作为一部官学著作，《总目》以上易学思想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这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当时的御纂易学著作《御纂周易述义》，一个是修纂《总目》的总纂官纪昀的易学观。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对汉《易》中保存的太卜之遗法，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都是基本肯定的。费直之后，传承古文《易》的有陈元、郑众等人。明确标明为某书提要者，不再出注。

四库馆臣将焦、京二人的著作归于子部术数类，认为：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在以上两条提要中，四库馆臣极力为杨万里《诚斋易传》引史书证《周易》进行辩解，对李光《读易详说》证以史事的特点虽不无批评之处，但整体上还是肯定的。

按：纪昀的本意是，汉人郑玄是《易》象数学的代表人物，宋人程颐是《易》义理学的代表人物。②这颇能代表目前学界对《总目》易学观的基本看法，但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但由于费直无著作传世，郑注也早已散佚，后人虽有辑佚本，但无法了解郑注的整体情况，所以《总目》易类小序没有专门评价这一派。此外，《御纂周易述义》是采信变爻互体之说的。